第1章
韩国教会复兴运动简史
基督教进入韩国至今已有一个世纪，近百年来韩国教会不仅经受过沉重的苦难，也涌现出不少引起世界关注的伟大事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受了重重苦难的韩国教会，最终得到了世界教会的瞩目，并且给世界教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与影响。[1]）韩国教会不仅在日帝统治的36年间受尽了迫害，也遭受了共产统治下的强权之苦，并且为了能够从封建社会的底层掀起新运动浪潮更是饱经磨难。可以说，韩国教会走过来的路是夹在痛苦中的荆棘路，是血的历程。
韩国位于亚洲的最东边，属于占据部分领土的分裂国家。据某统计数字显示，现今南韩的基督徒人数占亚洲基督徒总数的30%。不能不承认这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不仅如此，韩国有许多开创了全球新纪元的教会。“世界20大教会”中，韩国教会就占五个：世界最大的五旬节教会——汝矣岛教会；世界最大的长老教会——永乐教会；世界最大的监理教会——光林教会；世界最大的浸礼教会——圣乐教会。1973年，比利·葛培理在汝矣岛广场带领了有二百万信徒参加的布道会，这在世界基督教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形成如此惊人的教势，不仅与韩国的政治、地理等方面的特征或韩国人特有的性情有关，更重要的是上帝大大赐福给这片土地，圣灵的作工也大大彰显，所以教势得以扩张。如今，基督徒人数还在逐年增加，现今已经突破了一千万。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浏览一下给韩国教会带来复兴的几点重要事实。
1．破除迷信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建国，就任首届总统的李承晚博士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忠实基督徒的作用，大力支持基督教。李承晚总统倡导了三大运动：第一是反日，第二是反共，第三就是反迷信。这三大运动给解放后的韩国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特别是破除迷信运动，更是给韩国教会带来了不可轻视的影响。
破除迷信的同时，也兴起了扫除文盲运动。韩国教会给韩国扫除文盲工作确实带来了极大帮助。因着韩文圣经和赞美诗歌集的普及与使用，让从未接触过书本的人也有了识字的能力。就这样，总统呼吁要彻底破除迷信的热情，再加上在扫除文盲时基督教文化的启蒙，为韩国教会在无迷信的土地上播种福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在哪个国家，迷信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风习。它可以说是一种民俗宗教，也可以算为一种文化，因此不会轻易消失。但韩国凭借各种有利条件，成功地铲除了迷信。在当时，凡曾经作为亲日派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人在韩国土地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甚至无法抛头露面，一切都被剥夺。可见，民众们的反日情绪有多么强烈。另外，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为了不让共产主义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对共产主义拥护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清除与抹杀。就是在国民心中反共思想已经深深扎根的情况下，随后掀起了破除迷信运动，所以才收到了很大的果效。因为随从迷信的大都是些没有学识的人，因此在把他们从长久的传统与风俗中分离出来这一事上，国民们对亲日派的报复心和对共产主义拥护者的仇恨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就这样，李承晚总统在长期执政期间，为反日、反共、反迷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2]）。
2．失乡民教会的复兴运动
当反迷信运动席卷全国各地，在民众心里已经扎根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迷信抬不起头、逐渐萧条衰败的时候，基督教进来了，于是很多老百姓都加入了基督教。解放以后，基督教开始急速复兴。
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世界教会向韩国国民所展现出的服务精神和所给予的救济物资等，让国民们无法轻视、也无法反对基督教。从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韩国战争是促使韩国教会复兴的一大缘由。从世界各地伸出的仁爱之手让人感觉到，做基督徒并不羞耻，反而值得自豪，教会也因此得以大批建立。外国宣教士们带着大量救济物资陆续进来，边作服务边传道，为基督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北韩主要以长老教为主，而南韩大多是监理教和其它教派。朝鲜战争时，北韩许多长老教信徒南下建立教会。他们不仅在日殖的36年间受尽折磨，也在共产统治的几年里遭受迫害，并且经受着背井离乡的痛苦，所以他们格外积极热情地依靠上帝。并且，教会是能够见到老乡、听到家乡消息的唯一场所，所以失乡民们都汇聚到了教会。教会成了满怀离散之苦的人们相见的地方。就这样，在教会里，想要寻找离散家人的恳切祷告声和因思念故乡、想要返回故乡而向上帝呼求的声音凝结在一起，掀起了一股信仰热潮。因着这样的背景，与南韩原有教会的复兴相比，从北韩来的难民们组成的教会更加火热地复兴起来。
同时，那些在日殖时期曾冒着受迫害的危险带领复兴运动的复兴师们，巡回全国各地教会带领复兴会，安抚失乡民们背井离乡的痛苦和忧郁悲伤的心灵，让他们拥有必能重返家乡的盼望与信心。失乡民们因着复兴运动，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与勇气。因此，在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失乡民教会为中心的韩国教会开始复兴起来，复兴运动给韩国教会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南大门长老教会（牧师金致善）一名叫朴泰善的执事，依仗长老教的势力开始在街头敲锣打鼓地传道，掀起了复兴运动。但这人最终却因着骄傲和无知而堕落，成了背叛基督的敌基督者。[3]）
3．纯福音教会的出现
正当韩国教会复兴运动的火苗因着朴泰善而步入绝境，濒临熄灭之时，人们开始聚集到位于西大门的纯福音复兴会馆，该会馆的带领人是赵镛基牧师。在那里，人们有了说方言的体验，不仅开始热情高涨地拍手赞美，也开始放声祷告。那些彷徨不定之人的饥渴心灵如同干旱已久的大地初逢甘霖，从而掀起了一场积极的复兴运动。紧接着，就开始有很多人聚到纯福音教会，风声传遍四方；那些心灵饥渴贫穷的人们都聚集到那里，教势日益扩大。
另外，纯福音教会也不断从国外请来讲师。讲师们强调医病的作工、圣灵的作工以及信仰体验，使教会复兴达到了高潮。虽然这些事工在韩国已经发生过，但当人们从外国讲师口里听到，在外国也同样发生这样的事工时，更加拥有了确信。就这样，纯福音教会日益增长起来。
在赵镛基牧师的不断努力、牺牲与信心的祷告下，纯福音教会终于超过了当时韩国最大的教会——永乐教会，成了韩国第一大教会。教会位置迁到汝矣岛之后，纯福音教会就更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区教会了，不但首尔，甚至连地方上的人也千里迢迢地赶来聚会，掀起了极大的复兴浪潮。[4]）
那么，赵镛基牧师带领的纯福音教会都给韩国教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首先，给所有教会带来了增长的希望。纯福音教会向众教会显示出，不是单单有长老教派传统的教会才能增长，其它教派的教会也能够充分增长。赵镛基牧师带领的西大门教会不是长老教，而是纯福音教会；并非传统教会，而是支搭帐篷开拓的教会。另外，西大门教会向全国教会提出了“教会要增长”、“要让教会增长”、“教会能够增长”的口号。这给全国教会和事工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赵镛基牧师可谓是韩国教会的先驱。他给许多教会带来了增长的希望，给事工者增添了新的勇气。当然，因着教会的快速增长，也引来了不少已有教会的嫉妒，从而受到很多逼迫。但赵镛基牧师通过传播福音、圣灵运动和医病，彰显出了基督作工的现在性。不但向信徒们显明上帝如今也像两千年前一样在作工；而且也向教会外面的人显明，基督教会并非迷信，而是活着的教会。
4．龙门山复兴运动
在纯福音教会出现前后，韩国教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复兴师。韩国教会的复兴运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我们都知道，若是能清楚地揭示出这一事实，对制定韩国教会的增长战略会大有帮助。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研究复兴运动的人们太过于片面地看待事情，主观性过强，使得一些具有客观性的好资料被埋没，也因此无法制定更好的战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韩国教会的复兴运动史上，没有得到合理评价的一些事实。第一，罗云梦长老以龙门山为中心掀起的复兴运动。[5]）罗云梦长老在龙门山开始了为失乡民们抚平伤口并灌注希望的复兴运动。那些想要到山上发泄愤懑的信徒们都纷纷从首尔和其它地方涌到龙门山，人数达到几千名甚至几万名。信徒们在山上昼夜祷告，之后带着祷告的热情回到原来的教会，继续不停歇地恳求。很多事工者也来到山上，他们为了解除民族的怨恨，也为了属灵上的觉醒而祷告。所以说，以龙门山为中心的复兴运动的确给韩国教会的复兴带来了极大影响。
不过，罗云梦长老在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时也一并推广民主主义运动，而且从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解释圣书，因此被指责为脱离基督教福音，并受到逼迫。尽管如此，他的信仰仍然是无可置疑的，他给韩国教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特别是龙门山出身的传道师们，他们忍饥挨饿地奔走于大街小巷进行传道，使很多教会重新找回了传道的使命，并使众教会在要担当传道这一主的使命上引起了共鸣。就这样，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展的传道作工对当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们组成了“十字架传道队”，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处传道。
但是他们走的是罗云梦长老的信仰路线，也就是说把民主主义与福音一同传播，导致他们必定与那些想要理解纯粹福音的人们发生冲突，其结果是这样的福音不再受到欢迎。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是给世界各民族的，万民都能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女；拥有能够称上帝为父的信仰，才是符合福音的信仰。不把上帝赐予的当做福音，而把福音说成仿佛是从民主主义生出来的，这已经与上帝的目的和旨意脱轨了。
上帝差到世上的道，便是基督教的福音。白人也好，黑人也好，无论什么肤色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靠着他所流下的宝血罪得赦免并重生，就能成为称上帝为父的圣洁儿女。
这是上帝赐给拥有他形象的人类的莫大福分，亦是恩典。上帝爱世人，他所爱的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因此，这福音能够超越国境，传给任何人。比如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美国打仗时，日本的基督徒可能会为了日本打胜仗而祷告，美国的基督徒则可能为了美国能够得胜而祷告。但这样的祷告并不是为了主的名，而仅仅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是出于民族感情的祷告。如果这样，上帝会帮助哪一方？战争起于人类的政治、利益和暴力，基督徒假如成为这些罪恶的祭物，为了“我赢你输”而祈求的话，上帝能垂听这样的祷告吗？这样的祷告说明祷告者还没有正确领悟福音的核心。
福音是从上头来的。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喜悦是从上头来的，上帝的良善和完全也是从上头来的。唯独依靠从上头来的信、能力、生命和约，才是我们的信仰。而民主主义只不过是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责任和个人的问题而已。因为信仰已经超越了民主主义，所以信徒们要为了上帝赐予给自己的福音而活，为了福音而努力，为了福音而受逼迫甚至殉道。
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但如果从上头往下看，我们都是一个民族。我们称之为父的那位，敌国的基督徒们也称其为父，所以我们的信仰与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能合一。因此，我们要具备顺从上帝赐予的诫命与启示的态度。
但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们沉醉在选民意识当中一样，由于“龙门山复兴运动”过分强调选民意识，如此被歪曲的福音，其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最终无法旺盛地传开。
总之，“龙门山运动”激起了我们国家基督徒的民族精神，给国民带来了某种优越感，从而也让人们对国家有了希望；但遗憾的是，没能持续地为韩国教会的复兴运动添油加力。
5．改善圣职者待遇运动
60年代初，韩国教会普遍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教会都处于极其贫困状态。由于韩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外族的侵略，所有东西都被掏光、抢光，因此整个韩国社会一直被“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牧者们的酬金就更不用提了。没有钱奉献的信徒们，在早上做饭时，从家人的口粮中另外舀出一勺米或大麦放在一个小袋子里，称之为“圣米”，等到主日带到教会。这种“圣米运动”是义务性的，每位信徒都必须参加。因此，在各教会的入口都按照信徒数钉上挂“圣米”袋子的钉子，上面贴着信徒的名字。就这样，“圣米运动”多多少少缓解了牧者们的贫困问题，给牧者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教会若有了少许奉献，就作为牧会费使用，而牧者们的生活问题基本上都是靠“圣米”来解决。
对于信徒多或位于城市的教会，牧者们还能勉强应付经济上的困难；但对于信徒少或乡下的教会，牧者们的贫困潦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各教会的女宣教会和其它侍奉团契，一般都负责帮助牧者的生活。尽管如此，牧者们还是常常衣食没有着落；结果，他们家人的生计问题就要依附于信徒们。这样一来，牧师就不得不看那些奉献做得多或者给自己家庭提供援助的信徒们的脸色，更无法正面指出这些信徒在信仰生活上的问题。最终给信徒们留下了“教会是靠几个有实力的人运营”这样的印象，给教会的增长带来了很大障碍。
牧者们因为生活上的缺乏，肉体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子女教育也因此而出现严重的问题。很多牧者因为残酷且现实的生活条件而不希望子女们继续自己走这条路。因此，牧者的子女中很少有读神学的；而把牧者所吃的苦都看在眼里的第三者也几乎没有想读神学的。
牧者从事的工作，一向被看做是生活水平最低等的工作。牧者们的生活就是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另外，像监理教会，每一年都会举办差派牧者的宴会。牧者们为了能被差派到条件好些的地方而进行内部的斗争。有的人常常被挤在最后，还有的人尽管想分配到好的地方或者受到好的邀请，却因为家属多而被冷落。因为各教会对于要抚养牧者的家属都很有负担，所以这样的牧师只能被分配到偏僻的地区。也因此，教界曾一度传开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流行语：牧师夫妻若没有子女，就是特等牧师；若有一个子女，就是一等牧师；有两个子女，就是二等牧师；有三个子女，就是三等牧师。牧师的等级竟然由家人的数目来决定！
进入60年代，改善圣职者待遇的运动展开了。这也是笔者亲自参与的运动。
我在60年代初期作为平信徒复兴师，在带领复兴圣会的同时，积极推进改善圣职者待遇运动。可能因为我当时并非牧者，而仅仅是个平信徒，所以才能那么积极地进行这项运动。我在带领圣会的时候发现，牧者的生活是那么悲惨，于是鼓励得到恩典的信徒们提高对牧者的待遇。我开始在讲道中强调：要多为牧者提供生活费，为牧者准备衣食，以及帮助牧者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教导信徒们侍奉主仆人的方法。
后来这一运动形成了热潮。在我带领过圣会的教会中，信徒们对牧者生活的认识及支援的方式、方法完全改变了。很快，这个运动扩散到全国；1965年前后，一批新兴起的年轻复兴师加入到这一运动中，从而让改善牧者待遇运动得以更活泼地展开。就这样，牧者们首先得到了活力，因着生活得到改善，牧者们都以喜乐的心欢迎复兴运动。因此，改善牧者待遇运动也给复兴运动作出了贡献。复兴师们都知道了该教导什么，于是每到一个教会，都教导侍奉牧者的方法，积极开展运动来改善牧者的待遇。待遇既得到改善，牧者的工作在人们眼里开始慢慢地变成了一项优秀的工作，牧师也成了让人羡慕的职分。
总之，牧者待遇的改善不仅给韩国教会带来了生气，也为复兴运动作出了贡献。假设韩国教会一直疏忽于改善牧者待遇的问题，不付诸于行动的话，韩国教会今天仍然还会处在低迷不振的状态之中。正因为帮助牧者运动成了平信徒运动，所以尽管在1960年以后韩国连遇荒年，所有人都处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信徒们仍旧能够竭力地侍奉牧者。
待遇得到改善的牧者们从1960年初开始获得生气，教会开始逐渐复兴；他们也展开了积极邀请复兴师的运动。牧会者信赖复兴师，邀请复兴师；而复兴师带领圣会之后，也确实让教会持续地复兴起来。另外，因为复兴师无论到何处都受到欢迎，所以人数也不断增多；复兴师的作工开始成为很多牧会者在牧会中的依靠。大部分教会都是在春秋两季召开至少两次复兴会，而有的教会一年甚至三次以上邀请复兴师来带领圣会。这是因为复兴师确实给教会带来了复兴。有的牧会者几乎完全依靠复兴师来复兴自己的教会，可见复兴师的角色多么重要。当然，不是所有的复兴师都很优秀，但被圣灵充满的复兴师在各处兴起，带领复兴会，使韩国教会的牧会与复兴会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在神学家和局外人中，很多人都对复兴师所起的作用持否定态度。但复兴师们给各教会的牧会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大，复兴的结果推动了韩国教会的增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总之，复兴师们在被邀请带领圣会的时候，教导信徒们要以牧者为中心过信仰生活，使信徒认识到他们在教会里应该做什么，使他们认识到信仰生活应该像圣经所教导的一样，特别是在帮助牧者的事上应该带有积极的态度。而牧者们也通过复兴会得到勇气，更加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另外，因着牧者待遇的改善，也涌现出许多因仰慕这一职分而读神学的志愿者。
就这样，复兴师的复兴运动给韩国教会的增长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
6．设立“袖珍”神学校
随着牧者待遇的改善，出现了许多“袖珍”神学校。因为很多处于饥贫状态中的人在教会生活中发现，牧者得到的待遇与以前大不相同，所以都有了要做圣工的心愿。过去因为牧者的生活境况极其窘迫，没有人敢去尝试，但如今很多人得到了勇气，于是都开始聚集到“袖珍”神学校里。
按理说，在读神学之前应该积累一定的修养。也就是说，要想成为牧师，应该像欧美一样，至少接受七年教育，即四年的正规大学教育和三年的神学教育。但在宣教地韩国，高中毕业生只要接受一年的基础课程和三年神学课程的教育，就能成为牧师。再加上，韩国很缺乏这样的人力资源，所以产生了特别制度，即哪怕仅仅小学或中学毕业，只要具备一定的信仰经历和教会侍奉经历，就可以入学和结业。而在“袖珍”神学校，连这些最基本的考核条件也都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是愿意学习的人，就接收，并为其提供神学教育，使其成为牧师。因此，也有人指责说这样出来的牧者都不够格。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舍出命地作了很多贡献。
当然，缺乏教育、没有实力的人，要想在大城市成功牧会，是很难的。但在人口稀少、条件有限的乡村，仍然可以大展身手。所以，若说他们给韩国教会的复兴带来了极大影响，也不算言过其实。韩国西南部有很多岛屿，最近几乎所有的岛屿上都建立了教会。但问题是，在那里作工的牧会者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因此教会信徒若要接受洗礼，还得从陆地邀请牧师去。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农村和岛屿上的教会，就要让牧者们接受神学教育，哪怕是通过函授的方式，以便让他们取得行圣礼的资格。在这个方面，“袖珍”神学校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实施函授教育的学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接受了正规神学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的人，在神学造诣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人借着大量的祷告与努力，也在适合自己的区域带动了教会的复兴。而且因为大教会并不多，他们因着自己实力上的不足也没办法在大教会牧会，于是他们就更加努力地传道、开拓教会，从而使得开拓教会的事工旺盛地兴起来。
有的人带着使命感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教会，也有的人因为在一个地区维持不下去而又转移到其他地区重新开拓。反正，只要有了教会，以后具备资格的人就会进去牧会，带动教会的复兴。
比如说，监理教因着署理传道师制度而大大复兴。署理传道师当中虽然也有些人确实没有实力，但他们带着令人惊叹的信仰与使命感出去开拓教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新教会。
今天，也有很多人指责“牧者的质量太差了”。当然，有些指责也不无道理，但我们要知道，对于上帝使用的人与上帝的事工，人不能妄加判断。还有，正是因着那些被指责为“质量低”的牧者们的努力，韩国教会才得以突飞猛进地增长。要质量还是要数量？在这个问题面前，尽管有人指责说韩国教会单纯追求数量；但不管怎样，教会和信徒数的确增长了很多。另外，他们建立了许多教会，增进了人们对基督教的普遍认识，从而大大提高了传道的效率，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袖珍”神学校出身的牧者们也给城市中的“板房村”带来了复兴。例如，首尔清溪川周围的很多“板房村”拆迁，移到郊区或临近的城南一带时，很多拆迁户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于是把作为赔偿得到的几亩地和帐篷卖掉，重新回到首尔。有些传道人趁此机会把他们所卖的土地接管过来，在那里支搭帐篷，开拓教会。所以，一时间出现了“有拆迁区就必有教会跟随”的惊人现象。这也给韩国教会的复兴增添了新的力量。
在当时看起来，这样做虽然很低贱，很悲惨，也很矛盾，但教会随着拆迁户的搬迁而进驻，在郊区形成了“只要有几户人家，便会有教会”的景况，这一事实确实给韩国教会的复兴带来了帮助。甚至传开了这样的流行语：说到“起”，就是釜山又起火了；说到“立”，就是哪里又建立教会了。可见，各地都建立了很多教会。许多“袖珍”神学校出身的牧者，因为要自己寻找作工地，所以他们甚至把大厦的大厅借来开拓教会。
战争发生之后，包括从北韩来的难民在内，韩国出现了许多流动人口。原来在首尔市内的人搬到郊区，在郊区的人来到市内；而原来在地方的人也有来首尔定居的。因为人口流动量很大，所以有了许多可以抓住信徒的机会。
这个时期，那些在首尔广为人知的基督徒大都是长老教信徒，他们很热心，也很积极，很多“袖珍”神学校出身的人都打着长老教会的旗帜开拓教会，因此长老教会的数量猛然剧增。因为“长老教会”中不但有大规模的教会，而且教会的数量也很多，因此长老教会被认为是传统的基督教会，也是最保守的教会。那时，其他教派根本不为人所知，极其受冷落，只有挂上“长老教会”的牌子，人们才会放心地进去礼拜或者登记。后来长老教会分裂为“统合派”和“合同派”，人们则更多地倾向于“合同派”。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合同派”的教会更多，而且也更积极地开拓教会的缘故。
所以，哪怕在首尔这样的大城市，若没有长老教会的牌子，也很难宣教；而且就算有长老教会的牌子，若不属于“合同派”，同样也会很困难。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挂着监理教会或浸礼教会的牌子开拓教会，更是难上加难。
但监理教和浸礼教因为涌现出了很多复兴师，靠着这些复兴师，才得以将他们的教派广泛地宣传出去。
7．民族福音化圣会
进入70年代，韩国各教派都在扩张教势，其中长老教尤为复兴。
特别是在1973年，世界级复兴师比利·葛培理来到韩国，在汝矣岛广场带领了声势浩大的传道圣会。这给韩国教会的复兴带来了极大影响。借着比利·葛培理的名声，教会在韩国社会中得到了普遍支持，也给传道事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这也成了韩国教会将所有复兴运动汇聚到一起的一个契机。
比利·葛培理牧师是美国浸礼教会的牧师，因此他的韩国之行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浸礼教会的认识（当时浸礼教会总共不过两三百个教会）；另外，给比利·葛培理牧师做翻译的金章焕牧师也是浸礼教牧师，所以使得浸礼教会被人们更广泛地认知。
浸礼教会在全国被广泛接纳后，才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也开始抬起头来。这不仅成了浸礼教会复兴的契机，对整个韩国教会来说，也是许多教派联合成超教派的一个好机会，“基督教联合运动”从那时开始强烈地兴起。
在那之前，各教派的教会四处分散，各自为战，只有同一个教派的教会才会联合在一起作工；但通过比利·葛培理的传道大会，推动了教派间的联合，带来了所有教派联合作工的新气象。
1974年，由CCC(韩国校园传道会)创办人金俊坤牧师带领的“74’世界基督教大会”，继比利·葛培理传道大会之后再一次点燃了教会复兴的火焰。这是全国年轻人共同发起的一次大型复兴运动。比利·葛培理传道大会是以生活在首尔的基督徒为主要对象，而“74’世界基督教运动”则是全国范围的，甚至来自部分岛屿的信徒都为了参加大会而食宿在首尔。可以说，这次大会具有较大的规模与较强的组织力，但后来在经济方面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1977年，复兴师们开始倡导民族福音化，在“77’民族福音化圣会”的举办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大会准备期间，复兴师们在大、中、小城市，甚至深入到农村带领联合聚会，呼吁全国的教会都联合起来，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复兴运动。在汝矣岛所举行的几天大型聚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复兴师们到各地区举办的联合聚会也硕果累累。当然，这样的联合聚会也曾受到过批判。原因大都在于讲师的地区分配问题，因为执行部门是按照主观性评价的知名度来分配讲师。但不管怎么样，“77’民族福音化圣会”是70年代的一大复兴运动，极力推动了韩国教会的增长。
这期间，赵东震牧师带领的韩国教会增长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教会都要增长”这一口号刻在了许多作工者的心中。
[1]） 韩国教会在许多方面成为世界各地基督徒的借鉴，其中最明显的两方面是祷告（晨祷、通宵祷告、祷告院等）和领先超大型教会时代。
[2]） 李承晚，出身于培材学堂，1899年在狱中有了信仰，给李商在、南宫檍等人传过道。后来他给韩国教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3]） 朴泰善自称“橄榄树”、“东方的义人”，主张已有的教会都是魔鬼的巢穴，唯有传道馆才是救恩的方舟。1980年教名改为天父教。
[4]） 1958年5月18日由5名信徒开始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进入70年代后成为世界最大的教会。至1985年末为止，信徒总数超过了50万名。
[5]） 罗云梦长老虽然后来得到了牧师按立，但韩国教界都称呼他为“长老”，故此这里也使用了“长老”称呼。